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论·教育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的伟大梦想，也是中国人民的梦想。
在世界教育格局中，中国教育处于何种位置？如何建设教育强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我们就此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民。
中国教育在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教育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在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
刘利民：第三方评估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
党的十九大前夕，教育部党组在《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全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就。我们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始终保持在4%以上。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加快发展，教育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2016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77.4%，比2012年提高12.9个百分点，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小学净入学率99.9%，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4.0%。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3.4%，比2012年提高1.6个百分点，普及程度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7.5%，比2012年提高2.5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2.7%，比2012年提高12.7个百分点，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习型社会建设不断加快。通过教育信息化促进了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中国教育现在处于世界中上水平，意味着，我们相比于过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影响力还要进一步加大，我们还处于爬坡过程中。
记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把中国学前教育的快速发展称作“中国模式”。我们为什么如此重视学前教育发展？
刘利民：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有关科学研究和国际经验表明，公平的学前教育机会不仅在促进幼儿语言、智力、情感和社会性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补偿的作用，也是有效打破贫困代际循环、缩小社会差距、提高人力资源投资效益的重要手段。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人口大国已把学前教育作为推进社会公平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国家发展战略，全面纳入政府基本公共服务。
学前教育这些年发展比较快，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话说就是“中国模式”，这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第一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启动于国务院“国十条”出台以后，当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即将启动。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是从学前教育开始的，因为当时“入园贵”“入园难”，很多老人为第三代入园，头一天晚上就去排队。当时，无论是学前教育师资，还是办学、场所等，都很欠缺。中央财政拿了480亿元，拉动了地方1000亿元投入。连续三期行动计划以后，到“十三五”结束，要保证学前教育普及率达到85%。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提升公办园和普惠性幼儿园的比例。
记者：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批的第一份教育文件是《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教师队伍建设为什么受到如此重视？
刘利民：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是教师，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习近平总书记为好老师提出了四条标准：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学识，要有仁爱之心。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市八一学校时又指出：“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让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
教师队伍建设是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质量、规模、效益、结构和模式等具体内容。现在教师待遇不断提高，特别增加了乡村教师的待遇。一个社会，尊师重教得有具体的体现，教师既要有社会地位的提升，也要有经济收入的提高。
以制度设计扭动人才培养模式变革
记者：有些学者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是相互脱节的。您怎么理解这种脱节？
刘利民：所以我们在进行改革。我们现在的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系统最完备的考试制度。现在，俄罗斯学习我们，开始采用统一考试。统一考试最大的利益是公平，最大的弊端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使得很多学生“陪绑式”地学习，应试地学习，而且很多人才特别是偏才、怪才不能脱颖而出。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我们在改革考试招生制度。
记者：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会为教育带来什么样的撬动作用？
刘利民：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基础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因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了以后才能带动基础教育的改革，才能使得基础教育阶段亿万名学生不至于使自己的学习完全应试化，可以给自己留出点儿时间全面发展。新的考试招生制度的设计，简单地说叫“两依据，一参考”。依据统一考试，保证了公平；依据学业水平考试，解决了偏科问题。现在的社会发展需要文理交叉，需要跨学科，这样才能出一些新理念。
“一参考”是指综合素质评价，有助于偏才、怪才显现出来。由于我们现在的国情，诚信文化和诚信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综合素质评价还只能作为“参考”。
记者：引入综合素质评价，为学校识别人才提出了什么挑战？
刘利民：引入综合素质评价，对高中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高校选拔人才也提出了很高要求。它促使高校提升识别人才的能力，一个学生，虽然分数不太高，但他可能是个奇才。如何辨识出这样的人才来？这需要高校改革招生制度。
记者：减负是全国两会关注焦点之一，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有利于解决减负问题吗？
刘利民：政府可以三令五申减负，学校可以不留作业，但是阻挡不了家长的焦虑，所以现在课外补习愈演愈烈。课外补习在提高考试成绩方面是有帮助的，但是对于孩子的成长，对于孩子认知能力、创新思维的培养，毫无疑问是弊大于利的。考试招生制度不改，这个就消除不了。即使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了，对课外补习的消除也需要漫长的时间，因为家长有需求。
记者：一般认为，课业负担过重等问题是传统文化在“作怪”。因为儒家文化圈包括日本、韩国等，都有类似现象。您怎么看待这种归因？
刘利民：这种现象与传统文化有关系，但是不绝对，还是制度设计导向问题。比如，儒家文化一直鄙视经商，但是你看，经商是现在的孩子很崇拜的事，因为经商可以挣钱。如果制度设计还是导向“学而优则仕”的话，那么经商的就少，当公务员的就会多。这些都是社会利益调整的结果。
再比如说，为什么职业教育发展面临那么多挑战呢？德国职业教育发展得很好，根本的一条是，如果两个孩子从15岁开始分流，一个上高中考了大学，做了白领，一个考入职业学校，当了蓝领，到60岁时，他们拿到的报酬是差不多的。前不久，中央宣布要增加技工的薪酬。这就是一个制度导向。要迎接“中国制造2025”，必须要有优秀的技工队伍来支撑。这就需要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的引导。
中国教育开放有哪些特点
记者：目前，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方面最活跃的是哪些领域？体现了当前中国教育发展的什么特点？
刘利民：越是进行国际交流，才越能有比较，越能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
目前，我们处在一个全面的交流过程中，国际合作与交流越来越普及化。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面向”35周年。回顾这些年的教育，最开始、最活跃的是什么？是留学，是“走出去，请进来”，把我们的学生派出去，同时，请国外的专家、教师到中国来。
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留学生要成为“留学报国的人才库、建言献策的智囊团、开展民间外交的生力军”，并指出，“党和国家将按照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把做好留学人员工作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任务”。现在，我们的出国留学态势仍然很猛，而且有低龄化倾向，出国留学人数和留学归国人数呈现双增长。目前，我国出国留学生480万人，留学归国250多万人，特别是近两年，留学归国人数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为中国建设引入了大量海归人才。学成回国的这些留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一批力量之一。
现在，我们“走出去”的步伐也越来越大，除了出国留学之外，还包括国际合作与交流。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全球146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孔子课堂。这说明我们迎合了国际大势，国外对我们有需求，我们就走得出去。我们的高校基本上都与国外建立了多种交往，中小学特别是发达地区中小学与国外的自主交流也不少。我们现在要积极推动中西部地区中小学的国际交流。
记者：在面向世界教育的竞争中，评价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来华留学。在来华留学方面，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动向？
刘利民：从留学的分布和态势，可以看出全球教育的状况。当前，来华留学人数越来越多，而且其中的学历生也越来越多。
现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沿线国家学生来中国留学的意愿比较强烈，像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在这些国家还出现了“汉语热”和“中国热”。
去年12月15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公布了高校国际化发展报告。从国际化程度上来看，第一，我国国际合作与交流仍然有很大空间；第二，中国要成为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之一，还要做很多工作。
记者：国际教育交流中，会不会因为文化差异等原因，产生一些彼此的误解？
刘利民：在具体的交流中，你会发现中外文化差异很大。比如，在美国一次高峰论坛举办的午餐会上，有美国人问我，中国的家长是不是都是“虎爸虎妈”，不做作业不给饭吃，不练琴不给饭吃？我说，中国内地的家庭在“二孩”政策出台之前，孩子是独生子女，家长都是“猫爸猫妈”。中国的学校教育面临的是一个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而且将来也不会有，因为现在“二孩”政策已经出台了。中国的家长望子成龙，再苦再累，只要孩子成才了，那就幸福得不得了。哪怕做了空巢老人，忍受孤独，都心甘情愿。哪个美国的父母能做到？
在这种差异中，你会发现中国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你会发现中国教师的风采。
我曾经和荷兰人讨论过教师问题。中国有1700多万名教师，荷兰教师的收入几乎数十倍于我们的教师。总体来看，我们的教师就拿着相对低廉的收入全心全意地工作，这就是中国的教师。
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底气何在
记者：中国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需要先在哪些方面努力？
刘利民：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是渐进的过程。现在，通过参与国际学生能力评估测试（PISA），证明了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特别是上海。因此，英国教育部邀请60位上海教师到英国，花4000万英镑购买中国数学教材的版权。这说明，在某一个领域，比如数学教育上，虽然中国的数学教育还没有成为标准，但是已经成了标杆。
标杆和标准还是有差异的。标准是在多年发展历史中形成的，在较大的范围内普遍适用。比如《华盛顿协议》对工程教育的认证标准，欧洲学分互认体系采用的学分认证标准，等等。
在多年发展中，我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教育标准，比如课程标准。近几年我国教育标准化体系建设正式纳入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制定了《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出台了《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关于制订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的意见》《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等专业教学标准，《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试行）》《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的指导意见》《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等学校管理标准，并制定了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普通高中校长专业标准》等一系列教师校长专业标准，出台了《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指标框架》《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学生评价标准。
记者：接下来，在教育标准方面会有什么大突破？
刘利民：下一步，教育上的重大变革会产生在人工智能和教育结合上。下一个重要的世界性的教育标准，可能就产生在智能教育上。
从近几百年来的教育史看，教育的总体理念和方式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还是老师教学生，虽然有些变化，加上远程教育、网络教育，但教育形态总体没有变。未来教育什么样？技术革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空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学习的个性化特征越来越显现出来，将来，整个课堂形态都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对着一个学生，可能不是一位教师在教，而是成百上千个云端技术在“教”。我们过去的老师带学生、师傅带徒弟的模式打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全新的标准。那时，希望我们在这方面不输于其他国家。
记者：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底气何在？
刘利民：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市八一学校时指出，教育改革要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也是我们面对全球教育时的底气。
要客观评价我们的教育发展。我们今天的教育，业内评价比业外高，国外评价比国内好。
从业内评价的角度看，上面提到的教育部党组发表在《求是》上的那篇文章就很能说明问题。
从国外评价来说，我们在国际学生能力评估测试中取得了好成绩，进驻世界排行榜的大学也越来越多，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但是，老百姓的感受不一样，如果孩子上不了幼儿园，进不了好学校，就会有意见。
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2012年11月，习近平在刚刚当选总书记与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他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人民”出现了80多次。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有个过程，为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党和政府一直在努力。
